摘要: 中国古代典籍中对方言地域差异的最早记载，见于《礼记•王制》篇:“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此谓当时的中国各地，存在着不同的方言。根据现有的文献记载，先秦时期,今山西、陕西北部和甘肃一带的诸戎与中原言语不通;在中原人眼里，南蛮人说话如鸟语，不知所云;山东的...
中国古代典籍中对方言地域差异的最早记载，见于《礼记•王制》篇:“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此谓当时的中国各地，存在着不同的方言。根据现有的文献记载，先秦时期,今山西、陕西北部和甘肃一带的诸戎与中原言语不通;在中原人眼里，南蛮人说话如鸟语，不知所云;山东的齐与南方的楚的方言差别亦很大;巴蜀直到为秦所灭后，才与中原地区沟通，言语原当不同;越语则不经翻译便难以与中原人沟通。戎、吴越、南蛮、齐东、楚的语言是诸夏以外的民族语言，燕、狄、巴、蜀、淮夷等地的语言也很可能是非夏族语言。即使是在诸夏语言区域中，至少秦、魏的方言也不能相通。这些，都说明了当时的中国各地存在着不同的方言。为了便于相互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当时也存在着一种“雅言”，“雅言”也就是夏言，是西周王畿一带周王室所用的方言。
及至战国时期，周室式微，雅言作为标准音的地位丧失，各诸侯国“言语异声”，也就是以本国首都的方言为标准音，这使得各地的方言差异更为复杂。秦灭六国以后，虽然统一了文字，但各地的方言仍然得以保留。
西汉定都长安，关中为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而三晋近秦，春秋以来，世为姻亲，故而秦晋方言是当时的中心方言。综合历史人文方面的资料，将汉代的汉语方言分成十二大区：（一）秦晋方言区：秦、晋、梁益;（二）周韩郑方言区：周、韩、郑;（三）赵魏方言区：赵、魏;（四）卫宋方言区：卫、宋；（五）齐鲁方言区：齐、鲁; (六）东齐海岱方言区：东齐、海岱;（七）燕代方言区;（八）北燕朝鲜方言区：北燕、 朝鲜;(九）楚方言区：楚郢、北楚、江淮；（十）南楚方言区：江湘、沅澧、九嶷湘潭; (十一）南越方言区;（十二）吴越方言区：吴、越、瓯。
两汉之交，秦、晋方言已糅合为一，并在全国占有最重要的地位，后代北方汉语就是以当时的秦晋与雒阳一带的方言为基础而逐渐定型的。东汉时期内地长期的稳定局面，以及边疆游牧部族入侵引起的民众播迁，加速了方言的融合。东汉三国时期的兵燹战乱，引起了北方人口大规模的流动，从而造成了方言地理格局的变化。这些变化主要体现在：汉末的北方关中方言与中原方言发生混化，并可能已向南扩散到荆州一带，从而促使荆楚方言的地盘缩小;在东南，给吴语区带来了北方方言，从而促使汉时淮夷、江淮、徐夷的方言或语言南移。汉语可能已扩散到了辽宁。
在西晋以前，北方和南方方言的分野大致在秦岭一淮河一线。西晋的汉语方言可分为河北、东齐、关中、中原、巴蜀、吴、楚几个区域。当时，关西、关东方言已经混化,但吴语和楚语跟北方方言的差异仍然较大，一直延续到南北朝。对此，颜之推在《颜氏家训•音辞》中指出：“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举而切 诣，失在浮浅，其辞多鄙俗。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沈浊而讹钝，得其质直，其辞多古 语。”周祖谟指出:“南北语音不同，各有土风，北方大致以洛阳音为主，南方大致以金陵音为主，梁益、秦陇、荆襄当又有异。” 隋陆法言《切韵序》在谈到各地方音特点时，也说:“吴楚则时伤轻浅，燕赵则多涉重浊。”唐陆德明亦曾指出：“方言差别，固自不同，河北江南，最为钜异。或失在浮清，或滞于重浊。”唐代的蜀方言可能比较有特色，李商隐所撰的《蜀尔雅》13卷，是我国最早的专门记载一地方言的著作，该书系李氏“采蜀语为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