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社会京畿区域建制的演变概况

秦统一全国后，根据其时发展形势要求，置内史领关中之地，建立以咸阳为中心的京畿区域。这便是秦人革新奴隶制王国王畿之制，探求建立封建大一统帝国京畿之制所作的初步探索。汉承秦继续奠都关中，为强化京畿区域治理和繁荣地区经济，将秦内史所领区域划分为京兆尹、左冯翊和右扶风，号为“三辅”，以为京师长安之弼辅。由于秦及西汉推行强干弱枝政策，徙关东豪强富室充实京畿，故这一地区不仅财富最为集中，生产也因之蒸蒸日上，成为既是全国政治重心所在，同时也是全国经济重心所在。汉人为京畿区域的建设，曾作过种种努力，将秦人所作的探索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从而完善了前期封建社会京畿区域规划体制。

周人为加强对殷人的统治，曾建东都洛邑，因而形成东西两都通圻之制，故千里王畿实地跨关中及关东。秦汉形势不同，致洛阳虽有宫室，并未充作陪都。所以秦及西汉之京畿区域仅限于关中，而未延及关东。这是前期封建社会京畿区域与周代王畿区域的不同处，也是其时革新旧营国制度都邑建设体制的成果之一。

进入中期封建社会，情况发生了新的变化。这段历史时期不仅动乱频繁，分裂割据的时间较长，社会经济波动亦较大，以致统一国家京畿区域的建置势亦时兴时废。东汉虽都雒阳，而关中三辅区域仍保留，实以长安作陪都，以示继承西汉大统。按东汉分全国为十三部，司隶校尉部治河南，即雒阳。改河南太守为尹，兼置司隶校尉治理，领七郡。陪都长安所在之三辅地区，一如西汉旧制，亦属司隶校尉部。东汉即以司隶部通为京畿区域，并于其中划河南尹及京兆尹所辖之地，以为京师及陪都的近卫基地，从而形成两都共畿的格局。这是东汉人继承和发展宗周东西二都通圻之制传统，并扩大京畿区域的尝试，为中期封建社会的京畿区域建制奠定了初基。显然东汉的这番尝试，与前期封建社会京畿区域之制是有所不同的。

西晋短暂统一，仍以洛阳为都，京畿亦承东汉旧制。西晋末又发生大动乱，国家再度分裂，直至隋代，方重建统一国家的京畿区域。

隋人继承东汉发展营国制度体系王畿之制的传统，结合其时形势需求，建置了隋王朝的京畿区域。他们首先按照当时政治上强化对南方的统治，经济上仰给南方对北方补充的要求，采取东、西两都制。以新营建之大兴城（长安）为京师，洛阳为陪都（东都）。洛阳位于全国中心地区，且较接近江淮，可以利用大运河航运之便，加强对南方控制，而且更可补充长安给养，吸取江南财富以调剂北方之不足，藉以增强长安地区的经济实力。可见此时的洛阳，已成为西北南下的政治势力与东南北上的经济势力之交汇点，地位非常重要从建都意识论，洛邑本为周公经营的东都，建陪都于此，亦是以体现继承文武周公之道的统治正统之意。

由于上述建都体制的关系，故隋代京畿区域也和东汉一样，跨越关中及关东两个地区，成为一畿双都的格局。为此，隋人还调整了两汉三辅区域的领域，使之与东都洛阳所在的河南郡接壤相联，成为南北平均约三百里、东西达千余里的庞大京畿区域。

我们知道，关中及河南原本“山西”、“山东”两大经济区的核心地带，就经济分区而言，隋代京畿区域应是据有最重要的经济地理位置的。不过此时两大经济区都经历了多次大战争的摧残和经济大波动的影响，元气已伤，犹有待恢复。隋代置京畿区域于此，是有助于加速经济恢复的进程，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特别是隋炀帝开通大运河后，京畿区域的经济更呈现繁荣景象。

唐时地方行政建制又有所调整。唐初分全国为十道，道下置州(府）、县。玄宗开元二十一年，改十道为十五道，仿汉刺史之制，各道设置采访史，以资监察地方行政，检举非法。唐承隋东西两都之制，仍以长安为京师，洛阳为陪都。因此，长安所在之关中地区置京畿道，但辖区作了调整。洛阳所在之河洛地区置都畿道，辖区较隋之河南郡扩大了些。京畿道系分关内道及山南道之部分地区而建置的，辖京兆府及岐、同、华、邠、商、金六州。都畿道系分河南道及河北道之部分地区所建置的，辖河南府及陕、汝、郑、怀四州。两道地域接壤相连，和隋代一样亦为两都通圻之制。

北宋出于历史原因，燕云十六州已属契丹（辽），致北部边疆内移，加之辽国力量日强，对宋构成严重威胁。因此，国都建置不得考虑战略上的要求。宋承后周之旧，以东京为国都。东京濒临汴水，位于大运河航运线上，有利于发展经济。虽然东京经济地理位置优越，却无险可凭，军事上处于四面受敌的境地。可见东京只宜充作平时首都，还须另置陪都以应战时需求。有鉴于此，宋初以太祖肇兴之地的洛阳作为陪都，地形颇利防守，号为西京。真宗一度考虑对辽采用进取战略，曾驻跸大名府，嗣后即建为北京。仁宗时更以宋州为南京，致形成东、西、南、北四京制，南、北二京和西京一样都是陪都。此四京，除北京在黄河北岸，其余三京均在黄河以南。

北宋京畿之制也和地方行政建制一样，变化较多。仁宗皇祐五年置京畿路，辖开封府及曹（兴仁府）、陈、许、郑、滑诸州，组成以东京为中心的京畿区域。但建制不久，又于仁宗至和二年废除。到徽宗崇宁四年又复置，并以颖昌府（许州）及澶（开德府）、郑、卫三州充作“四辅”，统属京畿，且藉以连接陪都之“都畿”，从而组合成为一个地跨黄河南北两岸，四京通圻之制的京畿区域。不过徽宗大观年间以后，又改废不一，惟开封府界自皇祐年间以来一直称为京畿路，迄未改变。

以上所述，便是中期封建社会京畿区域建制的演变概况。总的看，中期封建社会虽继承了前期封建社会京畿区域的建置传统，但随着陪都建制之演变，京畿区域之划分，区域规模以及区域之构成形式，都在因时因地制宜地不断进行调整。

大抵东汉至隋唐这段时期，以长安及洛阳为东西两都。东汉都雒阳，以长安为陪都。隋唐都长安，以洛阳作陪都。两都统纳于一畿之内，故京畿区域规模庞大，横跨关中及关东两个地区。更于畿内都城所在之地域，划一郡（州）之地，设府尹治理，作为都城之近卫区，类似宗周王畿之乡遂地区，以为都城直接依托之基地。这便是东汉至隋唐的京畿区域的基本概貌。北宋由于形势不同，国都已东移，奠都汴梁称东京，另置西、南、北三京充作陪都，布列在东京外围，以为国都之弼辅。一如隋唐旧制，于各京所在地区置府设尹治理，以为各京城之近卫基地。按上述崇宁年间的北宋京畿建制，实已形成四京通圻格局。诚然，这种格局是北宋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但其与东汉以来京畿区域建制传统的继承关系仍是非常明确的。所不同的只是北宋采取多京制，故京畿区域的构成形式较为复杂而已。

从上述中期封建社会京畿区域建制的演变情况，可以说东汉始肇初基，迄唐方完成建制，所以我们应以唐代京畿建制作为本期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