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聚落的改造 夏代前期的都邑大多是在氏族部落聚落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夏人按照他们建国的政治经济形势要求，将过渡时期所准备的聚落向都邑转化的条件，适当地加以调整补充，使转化条件更深化，初步形成夏王朝的都邑规划要旨，以便据此改造那些具备转化条件的聚落。 夏王朝直接控制...
聚落的改造
夏代前期的都邑大多是在氏族部落聚落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夏人按照他们建国的政治经济形势要求，将过渡时期所准备的聚落向都邑转化的条件，适当地加以调整补充，使转化条件更深化，初步形成夏王朝的都邑规划要旨，以便据此改造那些具备转化条件的聚落。
夏王朝直接控制的地区，主要为他们经常活动的黄河中游河南及山西的部分地域。由于这一地区社会组织首先进入国家形态，故这里的父系氏族社会聚落也就首先完成向奴隶制国家都邑转化的历史使命。因为推行分封制，原来部落首领多被封建为诸侯。他们所驻在的聚落，势必也将改造而为封国的政治中心，并纳入奴隶制国家的组织建制，充作这个王国的地区性统治据点——“都”。禹居的聚落，则改造成了全国的政治枢纽、统治中心的“都”（或“大邑”）了。由此可见，“都”当有大小等级之别。
“都”是统治据点的总称。由于它是据城邦组织建置的，因此“都”当按国野体制进行规划。既要考虑“城”（“国”），同时尚须安排治“野”。
这些“都”的“城”，均筑有城池，具有深沟高垒的形制。它们的内部，有统治者居处的宫室，还有体现“家天下”的崇奉祖先的宗庙，作为国家机器的官署，一般居里，乃至专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手工作坊等等。所有这些，都聚集在高耸的城垣内，构成一个以奴隶主贵族阶级为主体的城，作为他们的统治据点（“都”)。上节还曾述及，夏人是二元神论者，他们除崇奉祖先外，尚崇拜自然神。作为统治据点的“都”，在规划中自应体现他们的宗教意识，当设有祀奉自然神的场所，有如后世郊坛一样，置于城外。
看看上述“城”的内涵，它实质上只不过是奴隶主阶级维护既得权力，作为统治工具的政治军事城堡，并不具备明显的经济价值，这个特性是极其明确的。
由于这个特性，推测“都”的内部以应是奴隶主的宫为中心，其他建筑则围绕这个中心，按南北中轴线作较有规律的布局的。父系氏族社会氏族部落首脑的住房，已取代母系氏族社会位于聚落中心的公共“大房子”，成为聚落规划的中心，平粮台城堡更出现有运用南北中轴线布局的趋势。这种具有强烈向心凝聚力的传统规划格局，势必为夏人所继承，并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因为这种突出首脑地位的规划意识，是符合奴隶主阶级的愿望的。虽然目前尚未发现夏代“都”的遗址，来验证这种推想，但上溯父系氏族社会聚落规划经验，下联商代早期都城的布局，亦可据此发展线索，窥测梗概了。夏前期各级“都”的规模大小如何？文献缺乏记载，考古也未发现可供研究的遗址，暂时只好存疑，估计改造之初，大多只能就原有聚落规模加以调整，或无严格的等级制约。
以上所述，便是聚落转变为“都”的改造要求，也是过渡时期所准备的部落聚落向“都”转化条件的深化表现。由于有关夏代都邑规划的史料太少，偶有记述，亦多属零星的传说之词，故目前实难详论。我们殷切地期望考古工作来揭示夏城的真实面貌，以供作进一步探讨。
诚如前述，既然晚期父系氏族社会的聚落，随社会发展呈两极分化之势，那么，除了像上面说的那样，改造原来作为部落或部落联盟管理中心的聚落，使之转化为“都”外，其余的一般氏族成员聚居的聚落，则按国野规划体制，演变为从属于“都”的“鄙邑”。鄙邑的居民主要为农业生产者。其中大部分是沦为农业奴隶的被征服者所聚居，少部分则属华夏族从事农业生产自由民的居邑。
这些鄙邑本来是就随田地建置的聚落改造而来的，除少数略有调整外，大体上仍基本保持了原来的分布布局。夏代土地虽归“国有”，但仍按原来氏族公社组织进行分配，故田地尚保持固有的井田形制，鄙邑聚居组织也维持以往聚族而居的氏族公社组织形态。不过因已纳入城邦地域编制，成为城邦地方建制的基层单位，因之鄙邑的性质自与原来氏族公社不同。鄙邑规模大小不一，视所依附耕地之多寡和所聚居的人数而定。鄙邑基本上尚保持固有的聚落形制，不过管理当更严格。我们从与夏纪年相当的山西夏县东下冯二里头文化聚落遗址的面貌，即可窥知一二。
以上所述，便是夏代前期氏族部落聚落改造成为奴隶制国家都邑的大致情况。很明显，这种改造的成果，实际上正是过渡时期所准备的转化条件深化的结果。
